自古以来，人们就非常重视取名。 　　古代贤哲尹文子说过：形以定名，名以定事，事以验名。这就 　　是说，观察辨别事物、人物必先定名而后才可以成事。荀子也曾说：“名有固善，径易而不拂，谓之善名。”意思是说：名有完善之名，平易好懂而不被人误解之名，可以说是好名。为了起一个好名，年轻的父母总要翻开厚厚的辞海、辞源，搜肠刮肚，绞尽脑汁，试图为自己的宝贝起个好名字，正如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所说：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蹰”。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，名字甚至可以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。清代同治七年，时逢全国科举考试，江苏考生王国钧，名列前茅，荣幸参加殿试，本为一等，因慈禧太后见他的名字与“亡国君”谐音，大为不满，马上下旨降为殿试三等。王国钧被发往安徽任知县，又被议改任教职，在山阳县任教官20年，才以才干卓著被选任云南某县令，未上任便去世。清代光绪三十年，直隶人刘春霖参加科考名列进士三甲末等，因其名“春霖”有春雨之意，再加其姓与“留”谐音，很受慈禧太后青睐，她认为此人名字吉祥，符合自己恩泽永垂的心境，便下旨将刘春霖拔为甲等第一，成为清代最后一名状元。 　　唐代诗人李贺，也因受父亲名字的牵连而身受其害。才华横溢的李贺在准备参加全国大考之时，有人诋毁他，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，而“晋”与进士的“进”同音，是犯讳的。李贺遂不敢去应试。更为惨烈的是，清代雍正年间的礼部侍郎查嗣庭，仅因牵涉帝王之名，终至家破人亡，惨不忍睹。他出任江西考官，取《诗经》中“维民所止”一句为科考试题，竟被人诬为心怀叵测，暗示雍正要被砍头，其根据就是“维”字为“雍”字去掉头，而“止”字为“正”字去掉头。最后不仅自己病死狱中，而且惨遭屠尸枭首。虽然这都是在封建社会中与严格的等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但也足以见名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。要取好名，首先要名正，名正才能言顺。宋代大名士苏洵，曾为其兄正名而专门写下一篇典范之作，题目是《仲兄字文甫说》。苏洵的仲兄（二哥）名叫苏涣，字公群。苏洵读《易经》之后认为仲兄之名字不妥，建议用“文甫”来取代“公群”。苏洵在文章中论述人生哲理，倾注了他的人生信念，是一篇笔力雄健的正名之作。 如果名字不正，言传则不顺 　　有时还会留下笑柄，贻笑大方。明朝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，本是一个无赖，原名李进忠，事奉宦官魏朝而改名。他与熹宗的奶妈客氏私通，因客氏之故而得熹宗信任，渐掌朝政。他广结羽翼，遍置死党，朝中排斥打击正直忠臣，朝外压迫东林名士。媚事者竟拜伏呼他为“九千岁”，各地督抚为他建生祠以祀。这样一个大奸贼，既不忠，又不贤，最后落下一个千古骂名。因为魏与未同音，魏忠贤岂能有好下场。南宋大奸臣秦桧，字会之。秦桧为人阴险，本性残忍，喜好谀言，大肆迫害忠良，冤案不可胜数，其中以陷害岳飞等最为昭彰。其所作所为，正好与他的名“桧”相吻合，“桧”是一种刺柏，浑身是刺，到处刺人。 瑞名轩周易起名馆姓名学专家说：“虽然好名配好人不是绝对的，但我们要力求名正言顺，正如儒雅风流的苏东坡所说，“世间惟名实不可欺”。现在，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中年轻的父母们为了孩子宏途无量，飞黄腾达，在名字上就开始苦思冥想、引经据典了。一个好的名字，蕴含着一种期望。 　　名正是金。有了正名的意识，便可以取好名。何谓好名？虽然“见仁见智”，但有一点是大家共识的，那就是名字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，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。名字不仅仅是自我评价问题，还有一个他人审美、社会评价的问题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称，符合中国人的心理需求，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民族认同的反映。我们应力求做到人如其名，名以正人”。 　　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，长大以后要取字，两者相连，通称名字。关于二者的作用，清朝人王应奎曾说：“古者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”意思是说，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，字则是表示德行的。二者性质不同，用途也不大一样。一般说来，古时候，名是阶段性的称呼，小时候称小名，大了叫大名。等有了字，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，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。 　　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，尽管用途不尽相同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。古人大多因名取字，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。 　　古人除有名、字外，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。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，又称“别号”。早在周朝时，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。对此，《周礼》解释说，号为“尊其名更为美称焉”，意思是说，号是人在名、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。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，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。如老子别号广成子、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。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，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，取号的人仍不很多，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、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。但是，到了隋唐时期，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，在名、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如李白号青莲居士、杜甫号少陵野老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，皆属此类。到了宋代，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人们熟知的《水浒传》108将个个都有别号，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。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，上至皇帝，下至一般黎民百姓，几乎人人有号。正如清人凌杨藻在《蠡勺编》一书中记载的那样，其时“闾市村垄，嵬人琐夫，不识字者莫不有号，兼之庸鄙狂怪，松兰泉石，一坐百犯；又兄‘山’弟则必‘水’，伯‘松’则仲必‘竹’，不尤大可笑也哉。近闻妇人亦有之，向见人称‘冰壶老拙’，乃嫠媪也”。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。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审案的例子，就十分能说明问题。这一例子说，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，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，犯人突然说道：“守愚不敢。”县官不解其意，一问左右，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。 　　在用字上，取号与取名、字不同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。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，有2字号，也有3字、4字号，甚至还有10余字、20余字的别号。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，即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。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，别号的字竟达28个之多，即“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”。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，真可谓古今一大奇观。 　　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，并且不必加以避讳，因此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，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。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，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。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，别号清湘道人、苦瓜和尚、大涤子、瞎尊者，达4个之多。 　　综上可知，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，他们有姓名又有字、号。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，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，也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。 　　1.起名字。 北魏 郦道元 《水经注·汾水》：“ 汉高帝 十一年，封 靳彊 为侯国，后立屯农，积粟在斯，谓之 羊肠仓 。山有 羊肠坂 ，在 晋阳 西北，石隥萦行，若羊肠焉，故仓坂取名矣。”京剧《龙江颂》第七场：“我爹娘生下我，取名叫 盼水 。” 　　2.求取名声。 唐 韩愈 《上考功崔虞部书》：“夫今之人，务利而遗道，其学其问，以之取名致官而已。”《宋史·道学传一·周敦颐》：“ 黄庭坚 称其‘人品甚高，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。廉于取名，而锐于求志’。”